主题：江门市“禁犬令”折射当政者公共服务意识缺失

上述“禁犬令”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在不少人看来，与其说是穿行于高楼大厦间的狗狗们给城市形象抹上了污点，不如说江门有关部门是被全国文明城市的名誉所累，才拿出如此招数——形象工程的帽子，也许让条文制定者感觉难以接受，但政策所触碰的社会神经，绝不仅是犬类管理问题这么简单。

固然，犬类在发挥独特社会功能的同时，一旦挣脱控制也会成为人类近在咫尺的威胁因素。狂犬病引发的死亡人数多年高居各类传染病前列；几年前，陕西汉中市出台“创建无犬城市”政策，便缘于当地严峻的狂犬病疫情。而更多地方的“打狗运动”，则出于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净化市容环境的需要。

由于不少人在生活中对犬类依赖程度较深，在城中之犬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管理者与民众分歧始终难以弥合。在不少地方，“禁犬令”在一阵疾风暴雨式的“打狗运动”之后，其执行力逐渐被时间所消磨，最终沦为一副躯壳。如果单单将上述局面的出现归咎为民众观念陈旧、缺乏素质，显然缺乏说服力。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将犬类逐出城市，是否为我们唯一能够使用的手段？暂且将江门有关部门在出台政策前是否曾通过听证会搜集民意等程序正当问题搁置一旁，“禁犬令”折射出当政者的单向思维，也许是更加值得深思的问题。

上述措施与交通规则、规范公务人员活动的禁止性措施等最为本质的不同在于，前者指向的是民众并非必须被剥夺的权力，带来了社会的局部阵痛，加剧了阶层对立，其所遮蔽的不仅是相关社会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以及公权与民众本应进行的事前博弈，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下意识遗落，而这种服务意识正是驱动社会良性运行所必需的燃料。

以养犬为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不会将犬类视为“城市公敌”而一禁了之，但也并非任其为害。政府需要通过投入大量资金、人力，通过严密、充满人性化的规章措施，将犬类活动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在日本，每年4月，养有宠物的家庭便会接到市政府寄来的狂犬病预防针通知明信片，明信片上会列举一个月中打预防针的场所和时间，该国《狂犬病预防法》规定，各个地区政府必须设有专职兽医作为狂犬病预防员；养狗之人在购买之后的30天内，必须按照厚生劳动省的规定到指定地方进行登记。在香港，管理部门在每条狗的耳朵里植入芯片，存入狗和主人资料进行监控。

在中国，恐怕很少有地方政府能够为管好“一只狗”花费如此心血，更没有为养犬者提供如此周到的服务。即便有《犬类管理条例》等规章可循，也大多纲目简单，缺乏配套措施。

在对犬类管理拥有成熟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并非所有政府都支持动物保护主义，之所以能如此“善待”犬类，除了让无辜者免于遭受侵害之外，他们更敬畏于民众对犬类在情感等方面的需求，这与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的管制思维迥然有异。同时，也只有在公权部门竭其所能提供充足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公众自觉遵守规则的意识才会真正培育起来，并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