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谍海泛舟

展望现代谍海世界，你将看到英雄枭雄斗智斗勇的惊心动魄；克格勃、中央情报忆、联邦调查局、军情五处、军情六处、阿勃韦尔、摩萨德等机构大名鼎鼎，如雷贯耳；这里还有最神秘的人物：佐尔格、辛西娅、波波夫、科恩、埃姆斯、纪尧姆、里明顿……他们都是些天才的演员，巧妙地隐身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冒着巨大危险在各国之间的穿梭履职，甚至诸肉体和生命！本书不仅汇集了散见于各国间谍档案中的珍贵史实，而且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就着手筹划整顿和扩建间谍组织。1947年9月15日，他宣布经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生效，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中央情报局。他直接授权中央情报局负责协调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和在国外进行隐蔽的政治、心理战和准军事活动。

从20世纪50年代进入“冷战”时期以后，美国的总统们对各间谍组织的操纵和控制就更加严密了。当U-2型高空侦察飞机被苏联击落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竟公开宣布是他直接授权飞行的。这位总统对他直接操纵、控制全国间谍组织及其活动这一点并不隐讳和掩饰。也正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美国对伊朗、危地马拉、古巴等国大肆进行情报间谍活动、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甚至进行了准军事行动和武装入侵。

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情报工作。他任命詹姆斯?伍尔西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享受内阁部长的待遇。伍尔西辞后，克林顿又任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并让多伊奇像凯西一样享受内阁部长的待遇，以确保他能够参加所有的内阁会议。

冷战结束后，美国间谍组织面临着经费削减、对国际重大问题情报分析和评估的几次失误、中央情报局因埃姆斯案件而士气不振、以及局长伍尔西的辞职所产生的冲击等难题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克林顿总统于1995年3月签署了一项绝密的总统行政命令，由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高级官员17人组成一个“总统情报调查委员会”，克林顿担任该会的主席。克林顿指出，该委员会将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体制，才能应付未来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评估；查明情报界的现状，研究冷战后美国情报系统的任务和使命，为今后大规模重组间谍组织机构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在冷战后还是第一次，这将弥补政府和国会对冷战结束以后间谍组织搜集情报的工作没有重点而感到的“失望”情绪。命令中确定的情报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包括伊朗、朝鲜以及诸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反恐怖活动等等。经济情报在这个清单中列于中间位置。“总统情报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了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力图重振情报工作的苦心。

在以总统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苦心经营之下，美国的间谍组织迅速膨胀起来，其结构之复杂、编制之庞大、经费之高昂、活动之嚣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匹敌。

美国的间谍组织，主要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国务院三大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包括中央情报局等部门；国防部系统包括国防情报局、海陆空三军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部门；国务院系统包括国务院情报司、原子能委员会、联邦调查局等部门。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的情报机关之外，美国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情报机关：美国政府中每个部门几乎都有情报机构，如国防调查室，主要负责调查监视国防系统人员的背景、思想倾向和表现；国防勘测局，借助于卫星的帮助，几乎把地球表明的每一寸土地都绘入了地图；原子能委员会情报处，专门搜集关于核物理、核武器、热核武器和做军事用途的原子能方面的机密情报，并在世界各地设立技术监听站，监听国外的核爆炸。1991年，为了保障航空安全，运输部成立了航空安全和情报办公室，该室在运输部部长的直接领导下，接管原来由联邦航空管理局、海岸警备队、水上警察队掌握的安全与情报工作。同年，为应对世界范围内贩毒活动的日益猖狂，司法部设置了全国反毒情报中心，主要搜集贩毒集团活动的情报。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还分别在一些大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反毒情报中心。1992年，在国际信贷与商业银行丑闻被揭露后，美国财政部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情报部门：“金融犯罪执法网”，其主要任务是将政府各部门有关货币、存贮和执法等方面的情报集中归纳总结，用电脑进行全面分析，以鉴别出洗钱者及其洗钱活动。这些名目繁多的间谍组织纵横交错，职能交叉，常常形成局中之局、司中之司、会中之会的极其复杂的结构，组成了一支活跃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庞大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牵制的间谍大军。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间谍组织尤其是中央情报局也是当今世界上不容质疑的超级恐龙。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的主要间谍组织，缩写为CIA。如果说美国间谍组织是间谍领域的超级恐龙的话，那么中央情报局无疑是美国间谍组织中的王中之王。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领导，也是全美国各间谍组织的协调中心。

一位情报专家曾指出：“中央情报局既是美国情报系统的中心，又是主要工具。它从事情报与反情报活动，宣传（传播）假情报，进行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它渗透和操纵私营企业，必要时还建立自己的企业（称为控股公司）。它招募间谍、特务和雇佣军，贿赂和讹诈外国官员为它干最不光彩的勾当。它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丝毫不考虑其行动是否合乎道德或在道义上会产生什么后果。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秘密行动工具，中央情报局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暗中干涉那些美国政府企图控制或影响的国家的内政。”这位情报专家就是维克多·马凯蒂。他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达14年之久，担任过多种职务，如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参谋，计划、规划与预算处处长特别助理，行政局长特别助理和副局长行政助理等，对中央情报局的内幕又很深的了解。因此他对中央情报局的性质和任务的评论就格外贴切。有人还把中央情报局比作在美国作恶多端的“无形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并非完全是夸张不实之词。

在冷战形势依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到卡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重振中央情报局的措施：将800多名被解职的特工人员重新聘用；恢复了“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又恢复了活力。里根上台后，更是倚重中央情报局。他下令取消了卡特政府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限制，并在活动经费上大力支持中央情报局。1983年，中央情报局预算接近20亿美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比1982年增长25％，增长率比国防预算的增长率高两倍多。在里根执政期间，直接动用中央情报局从事对外斗争的活动达60次之多。如入侵格林纳达，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支持毛里求斯左派政府的反对派，袭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里根还第一次赋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享有反间谍的侦察权，从而使中央情报局再度成为白宫决策者的宠儿。

引起美国舆论的“伊朗门”事件使一度恢复活力的中央情报局再次遭到国会的指责，中央情报局再度面临冲击，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每天受到几十封要求凯西辞职的来信。在一片谴责声中，凯西不得不辞去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美国国内反中央情报局的愤激情绪才稍得平息。

第二，机构和职能调整：中央情报局将一些职责交叉的部门进行合并或是直接撤销，在小范围内加强“人力情报”和“隐蔽行动”。同时，在情报分析和研究上加大投入，使得情报在“量”上有所减少，但在“质”上有了长足的提高；将原来主要的情报搜集部门仅做适当的规模调节，保持其在情报搜集方面的大国地位；将原来用于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人力和物力转向控制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加强对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加强中央情报局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作用。

经过调整，中央情报局本身及其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出现了变化。首先表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情报工作的地位下降了。1994年埃姆斯间谍案的破获和1993年未能预测初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在议会上的大胜，使中央情报局遭受多方面的批评和责难。中央情报局以前趾高气扬的气焰大为收敛，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大为降低。克林顿总统一般很少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直接联系，对该局的工作和报告明显不感兴趣；其次使中央情报局的规模缩小：首先是机构裁减，有三分之一的情报间谍人员失业；紧接着的是经费大幅削减，使它的活动范围也不得不大大缩小。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民众对美国间谍情报组织的责难达到顶峰，中央情报局首当其冲，得到的非议最多。中央情报局一方面以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情报工作的忽视及其对中央情报局开展活动的限制为自身辩护，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机会获得经费支持和行动便利，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下东山再起。但是，小布什总统建立国土安全部的计划不仅使其恢复往日地位的美梦成空，而且还可能使其规模进一步缩小，地位进一步降低。

杜诺万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纽约义勇骑兵团的战友、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同学。两人不仅有比较相似的经历，而且在性格、政见上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生性乐观，坚信美国无论干什么事都能成功；都受西奥多?罗斯福所拥护和描绘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影响，都是亲英派；两人都精力旺盛、崇尚自由，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成年后，两人经常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政界相遇，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杜诺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爱尔兰裔美国人“善战的六十九团”的上校团长，并因勇敢、果断和大胆无忌而声名鹊起。他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又是一个能广交朋友，并让下属忠心耿耿的人。由于他热衷于旅行和做生意，他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基于他的性格、声望、经验和关系，他也成为了别人着力结交的对象，如英国保安协调处就极力同他联络，其处长威廉?斯蒂文森还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四人关系。这一切为杜诺万进入情报界，开创美国情报事业新纪元打下了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杜诺万已经具备了把现代情报事业引入美国的所有条件：他对反间谍工作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对轴心国有仇恨心理，他对英国抱有同情心，他有足够的接近高层人物的关系，他也愿意到正处于战争中的英国去考察。在罗斯福总统的授意下，杜诺万同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到欧洲、北非、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对情报间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他对现代情报事业的深刻认识以及整合美国情报系统、在美国建立现代情报体制的基本思路。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杜诺万直接插手美国情报系统，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提供了机会。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杜诺万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使他自己的情报工作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创造出个人生命的辉煌，更实现了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实现了由传统情报工作向现代情报事业的转变，开创了美国情报工作的新局面，并直接催生了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