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追寻彭加木

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发出关于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的电讯之后，种种报道和评论接二连三，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彭加木热。在诸多报道之中，我注意到这么一句话：

经专家对干尸牙齿、头皮等各部位骨骼进行测量和鉴定，初步判断，该具干尸对应的人的死亡时间距今三十年左右。

 
 
 
这说明，这具干尸在库木库都克彭加木失踪处已经静静地躺了30年左右。

在彭加木失踪之后，曾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搜索，却并没有发现这具干尸。这清楚表明，无论是“飞机地毯式搜索”，还是“地面拉网式搜索”，毕竟疏而有漏！参加过库木库都克现场搜索的我，当时就深感地方太大，地形又复杂，因此疏而有漏是必然的。

倘若这具干尸是彭加木遗骸，显然在一次又一次的搜索中被“漏网”了。

即便这具干尸不是彭加木遗骸，而真正的彭加木遗骸是躺在另一处，那么也极易像这具干尸那样被疏忽了。

对于这具干尸的DNA鉴定，固然重要。倘若确系彭加木遗骸，当然可以安慰彭加木烈士的在天之灵。

记者总是有着一根敏感的新闻神经。

2006年4月13日晚，我应邀前往上海同济大学作题为《 谈谈纪实文学创作 》的讲座。讲座时，我把手机放在手提包中。结束讲座，回到家里，已经是夜10时多，有点累。我把手提包放在书房，便到卧室休息。这时，上海《 青年报 》记者郭颖连续四次拨打我的手机，我都没有听见。

 
 
 
郭颖小姐是一个非常敬业而又能干的记者。记得2003年9月16日，当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从太空顺利返回的时候，郭颖在傍晚时分急匆匆赶到我家，采访我在1979年4月进入中国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影片《 载人航天 》的情况。第二天，上海《 青年报 》就以整版篇幅刊登我在1979年与中国航天员的合影，又以一整版刊登郭颖所写的关于我的报道。

这一回，郭颖为什么如此焦急地找我？

翌日清早，我尚未查看手机，一边吃早饭，一边从收音机里听到“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的报道，一下子就引起我的注意。

早饭后，我打开电脑，见到郭颖的电子邮件，赶紧给她打电话。原来，她要向我采访1980年前往罗布泊寻找上海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情况。郭颖告诉我，4月13日夜10时，新华社发表了新闻报道：《 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 》。她迅速获知这一消息，原本是想在当天夜里通过电话进行采访，今早见报。

彭加木是在1980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考察时失踪的。在当时，这是轰动全国的新闻。我从上海赶往新疆，进入罗布泊参加搜索彭加木。经过多方寻找，未能找到彭加木。

“彭加木失踪”事件已经过去26个年头。如今，又因在罗布泊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引起新闻轰动。我当即上网查阅了新华社的这一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记者俞铮 ）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有可能是26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一支科学探险队13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世界知名的生物化学家彭加木曾发起并组织大规模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

进入罗布泊地区次数最多的中国沙漠研究专家夏训诚是彭加木生前的科研伙伴。他13日在接受记者电话专访时说：“目前还不知道那具遗体是否就是彭加木同志。不过根据发现的地理位置分析，距当时彭加木同志失踪的地点不远。”

1980年6月17日，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率队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当时由于缺水、断油，考察队在罗布泊东南的库木库都克以西8公里处受阻，安营扎寨。在向当地驻军发电报求援的同时，科考队长彭加木17日上午独自离开营地，并留下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时30分。”

随后，解放军和中科院曾组织三次大型搜索行动，均未找到任何线索。

此次在彭加木失踪地附近发现干尸的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董治保研究员。他去年冬天在那里进行野外考察时，在一处偏僻的沙窝里发现这具干尸。根据国家关于科学考察的规定，科考队在发现人类尸体等遗迹时，必须维持原样，在原地妥善保护，不得随意移动。因此，科考队决定，做好位置标记，撤离发现地，等春天气候条件允许时再次进入。

夏训诚说：“彭加木同志离开营地时随身携带两台相机、一只水壶，穿着一双翻毛皮鞋。这些物件是确定遗体身份的重要证据。”他说：“我们这次还将对发现的遗体进行采样，在找不到其他证物的情况下，将通过ＤＮＡ测定，比对彭加木同志亲属的ＤＮＡ信息，从而确认遗体的身份。”

翌日，《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 》，上海《 文汇报 》《 解放日报 》以及诸多媒体都刊登了新华社的这一电讯。

由于郭颖要带着摄影记者赶到我家进行采访，我赶紧找出26年前的采访笔记、照片……

此后的几天，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节目主持人訾力超、上海《 劳动报 》记者张伟强、《 深圳商报 》记者楼乘震等相继对我进行采访，报道我在26年前参加搜寻彭加木的回忆。香港凤凰卫视也邀请我专程前往北京，参加制作专题节目《 寻找彭加木 》。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

第一次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三条河流（ 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 ）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罗布泊是块宝地，可能有重水等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需花大量外汇购买。他不顾身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找天然重水，由于时间短促，虽未找到天然重水，但是他的献身精神却令人感动。

第二次考察是197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 丝绸之路 》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聘请彭加木为顾问，先期到罗布泊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彭加木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的发言权。”此行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第三次是1980年5月8日至6月17日，他率科学考察队首次穿越了罗布泊湖盆，全长450公里，因罗布泊在1972年前是水乡泽国，谁也无法穿越。科学考察队在湖盆中采集了众多的生物和土壤标本，为我国综合开发罗布泊做了前瞻性的准备。不幸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考察中失踪，有关部门在1980年先后组织了四次寻找，未能找到。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

第一次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三条河流（ 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 ）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罗布泊是块宝地，可能有重水等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需花大量外汇购买。他不顾身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找天然重水，由于时间短促，虽未找到天然重水，但是他的献身精神却令人感动。

第二次考察是197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 丝绸之路 》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聘请彭加木为顾问，先期到罗布泊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彭加木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的发言权。”此行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第三次是1980年5月8日至6月17日，他率科学考察队首次穿越了罗布泊湖盆，全长450公里，因罗布泊在1972年前是水乡泽国，谁也无法穿越。科学考察队在湖盆中采集了众多的生物和土壤标本，为我国综合开发罗布泊做了前瞻性的准备。不幸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考察中失踪，有关部门在1980年先后组织了四次寻找，未能找到。

新华社4月13日的电讯披露了爆炸性的消息——虽说还只是“疑似”、“疑是”，使沉寂多年的彭加木失踪事件旧事重提。

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成千上万的网站都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各地记者寻找彭加木的亲属、同事、朋友以及当年参加搜索的人员进行采访、报道，一时间，在中国形成了“彭加木热”。

 
 
 
新华社的报道中提及：“一支科学探险队13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新华社电讯中提及的“疑似彭加木遗体的干尸”，成为新闻焦点。

新华社的电讯称，“此次在彭加木失踪地附近发现干尸的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董治保研究员。他去年冬天在那里进行野外考察时，在一处偏僻的沙窝里发现这具干尸。”很快的，有人指出这段报道不实。

甘肃敦煌市七里镇政府指出，董治保研究员是该镇委托的尸骨鉴定人，并不是干尸的第一发现人。另外，干尸的发现时间，不是“去年冬天”，而是2005年4月12日。

干尸的第一发现人是敦煌市七里镇政府镇长李春林以及刘国汉、刘强、孙学虎等八人。

于是，这八个人便成为新闻媒体追访的对象。

在八人之中，刘国汉是关键性人物。

据报道①，刘国汉是甘肃敦煌市七里镇林业站站长，业余沙漠探险爱好者。“这个地方沙漠化了，没有公园，也没什么娱乐，附近只有个鸣沙山，没事时候我就和一些朋友去沙漠里转转，了解环境，散散心。”事实上，刘国汉和他的朋友们也有别的期待，“在古代传说中，附近沙漠里有一个叫‘贼窑’的地方是以前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那里有一些山洞，里面有古老精美的壁画”。刘国汉们希望能由此开发出一条旅游路线发展旅游产业。

据刘国汉说，2005年4月8日，七里镇政府派出七个人组成的一支考察队，由镇长李春林带领，他和孙学虎、王吉辉等四名干部及刘强、达浦、刘学仁等三名当地村民（ 其中有以前在这一带开金矿的矿主，熟悉地形 ），乘坐三辆车，在哈萨克族向导瓦里提的带领下，前往罗布泊腹地进行考察。

刘国汉说，那三辆车，一辆是丰田越野客货两用车，按五天的行程装备了生活用品，另外两辆是213吉普车。他们带了一张敦煌地区地图，一部卫星电话和一个GPS定位仪。

刘国汉说，“本来打算7日走，但是那天下大雪，就改到8日。”当时气温是 -3℃。

2005年4月8日早上8时，这支业余探险队到达附近的阿克赛县，从这里上南疆公路，经阿尔金山的南坝乡向北，进入库木库都克沙漠。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一路线，是因为金矿老板曾经为了寻找沙漠中的金矿来过这里。

刘国汉说，车子沿着阿尔金山融雪在沙漠中形成的土沟前进，颠簸很厉害，只能以每天20 ~ 30公里的速度走了三天。到了4月11日中午12时，走出土沟，“前方没有路了，全部是茫茫沙漠”。

此时的行车格局改为，四个人乘一辆吉普在前面开路，后面两辆车跟着标记。由于生活车装的东西多，一走就陷，因此车子开得很慢。到下午1时左右，才行进了两公里多。

刘国汉说，八个人打算就地休息，就在这时，干尸被发现了。

刘国汉说，“下车向南一望，40米开外的红柳墩旁有一具干尸。”“干尸面部朝下趴着，背部、脚、胳膊这些露在沙漠外的部分被晒得干干的，后脑勺上还有头发。接触沙漠的地方全部腐烂。干尸旁边，有一个两米长的红柳棍，头前方有三块石头。”

他们给干尸拍了照片，用铁锨把干尸挖出来看了一下，打算回去报告。由于干尸所处位置都是移动的小沙丘，很难确定，于是，四人把干尸向前拉了30公里，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大沙丘旁。

此时，坐在前面探路车里的镇政府主任刘学仁闻讯赶了过来，他突然说了一句：“这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啊？”由于彭加木走失时身上带着照相机、水壶、望远镜，他便向刘国汉等人询问在干尸发现地周边有无这些东西。

刘国汉说，由于并不能确定干尸身份，而生活车上的食物和水也不多了，八个人决定把干尸掩埋好，先走出沙漠再作打算。“我们把干尸埋进了沙子，在旁边的沙丘挖了个40厘米的坑，旁边载了个红柳墩做标记，同时用GPS定位仪做了个定点。”此处距离敦煌市约270多公里。

2005年4月14日，八个人终于走出沙漠来到敦煌雅丹公园，此时只剩一桶水，生活车走不 
 
 
动被扔在了沙漠里。补充了生活用品之后，当天晚上八个人赶回了七里镇。

刘国汉说，由于他们怀疑那具干尸可能是彭加木遗骸，回去后，他们就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新疆分院打了电话，讲述了在彭加木失踪地附近发现干尸的经历，希望派专家过来鉴定。得到的答复是，“那一带干尸很多，不太可能。要么就拉出来搞个鉴定”。他们觉得干尸掩埋的地方太远，不想再进沙漠，就没有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