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历史上的49个谜

公元前221年，扫灭六国之后的秦王嬴政志得意满，以踌躇满志的口吻在咸阳宫中晓谕群臣：“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那些不胜诚惶诚恐之至的马屁群臣们，借机给秦王大灌迷汤，称颂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也。”

忙着改“王”号为“皇帝”，改“制令”为“诏”，请嬴政专门享有“朕”这个人称代词的秦国君臣们，根本忽略了那个被昭王“兴灭继绝”的卫国。

卧榻之下十三年何以残喘得安歇

秦始皇和他的臣子们为什么在扫平六国时没有灭掉卫国?

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别的意思？

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巨著《中国人史纲》中提及此事时，认为是卫国太小了，根本不值得秦王去灭。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在公元前221年扫平了六国，但却没有在这一年统一天下(附庸国虽然次于诸侯国，但毕竟还是国，不是郡县)，这一点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说秦始皇并没有于生前统一天下，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历史巨人的伟大。因为历史与艺术不同，艺术尽量追求的是完美，而历史却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在十年动乱期间，某些人为了适应一己的需要，将秦始皇说成是完美无缺的“法家”，徒贻笑柄，现在有些人矫枉过正，把秦始皇说得一无是处，这同样不可取。

对待历史人物就应该像对待历史一样，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人生不能彩排，历史更不能按自己的好恶去篡改!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制造了千古奇冤的千古奇冤者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一种误解。误解和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

周青臣与淳于越论争李斯插了一杠子

公元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这一年为了庆贺秦王朝筑长城及得南越地，嬴政“置酒咸阳宫”——在咸阳皇宫里摆下酒宴，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意思无非是说，以往的时候，秦国很小，亏得陛下您(始皇)大展神威，平定天下，改诸侯分封为郡县制，使人民得以久享太平。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基本上也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做，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李斯的话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有人根据“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句话认为李斯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这是一种误解。

好在太史公在《史记》的另一篇文章“李斯传”中又提到了此事，我们不妨录之以供读者比较。司马迁在李斯传中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文中最重要的词语是“蠲除去之”。

何为“蠲除”?《辞海》：“蠲除，免除。”所引例句为《史记·太史公自序》“蠲除肉刑”。

将“蠲除”与上文“去之”合起来解释是“免除去之”，是个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李斯当然不是肯定那些诗书百家语，但也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这句话明显地透示出“去”诗书百家语，只为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愚天下。

当时，有两个方士，一个名叫侯生，一个名卢生，他们两个聚在一起议论说：“始皇帝这个人，天性乖戾，刚愎自用。自以为起于诸侯，而兼并天下，古往今来，概莫能过之，所以就专门任用狱吏，使狱吏受到重用，而掌通古今的博士官虽有七十人之多，但也只是摆摆样子而已!丞相与文武大臣都墨守成规，皇上又非常愿意用刑罚来施威于天下，使人不敢尽忠。秦国虽然有三百多位占星家，但这些人也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畏忌阿谀，不敢直言皇上之过，事无大小，全都取决于皇上的裁决，皇上本人也恃才傲物，贪于权势，这样的人怎么能帮他求来仙药呢?”

两个人越说越觉得没劲，想也没想就逃走了。

他们这一逃，使得同类遭了殃。

有人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秦始皇。秦始皇一听十分生气，他怒不可遏地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把矛头直指方术之士。

然后，嬴政亲自下令，命御史“案问诸生”——审问在咸阳的方术之士，“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个人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是方士呢?《辞海》上说：“方士，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近海地区。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来骗取统治者的信任。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巿；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自言能‘通神’的栾大；三国曹操时善于‘辟谷’的左慈等皆是。”

说秦始皇“坑儒”的人，还有一个理由，他们认为太史公虽然没有点名所坑者是儒者，但却点明其为“生”，而“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

这也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司马迁《史记》索引中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的，最有名的是秦始皇时的“安期生”。

《辞源》：“安期生，秦琅琊人。卖药海上，号抱朴子。始皇与语三日夜，赐金璧，皆置去，留书以别。谓后千年求我于蓬莱山。始皇遣徐生、卢生入海求之。”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只焚了书，并没有坑儒，至少他在咸阳活埋的那四百六十多人中有三百多人是方术之士。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残暴，就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

在这段大义凛然的诤言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忠于故国、不因有杀身之祸而避之的爱国者形象。

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常常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却不能也不应该以一种几近定式的道德尺度来评价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任何人都无权按照自己的好恶去“净化”历史。面对战乱频仍的世界，我们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span class=yqlink>仙剑幻娑猿嗟厍Ю铮颐堑比幌Ｍ骞确岬牵巳宋抟率持荩幻娑猿蠖瘢颐堑比幌Ｍ涝妒钦澹幻娑约膊。颐堑比幌Ｍ永淳兔挥锌嗤矗上Ｍ鼋鲋荒苁窍Ｍ飧鍪澜绱永炊际恰罢逵胄岸癫⒋妗钡摹?/p>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一般也都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所谓坏人，不过是他身上的魔鬼属性比较多一些而已，恶贯满盈如希特勒，他的第一声啼哭恐也不是狼吼。

相比之下，我们的先人们不乏目光独到者，司马迁不因为韩信后来谋反而把他打入“另册”，《史记》因之生辉，有识者加以称好，看来，是该到了走出“误区”，突破思维定式的时候了!

传闻其国居大岛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老先生在一首题为《日本刀歌》的诗中写道：“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肥沃风俗好，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并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玩器皆精巧。”有相当多的中国大众怀着对欧阳修的崇拜，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阿Q心态”，把“传闻”当成了信史，认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开国君主是秦朝时的中国人徐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新的误区——

徐福，一作徐巿，乃是秦始皇时代一个有名的方士。《辞海》上说他“字君房，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人，为迎合秦始皇的迷信长生，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请得童男童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

“一去不返”的徐福去了哪里了呢?

有人说他去了日本。

这种说法可信吗?

徐福并非“一去不返”

五代十国时，有一日本僧人名叫弘顺，他说过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日本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去而不返，止于此。”